【财新网】（记者 石睿）养老并轨方案于2015年新年正式公布，颇受关注的费率问题终获答案。即机关事业单位执行和企业相同的缴费费率，单位缴纳20%，个人缴纳8%。这意味，未来中国还将经历一场整体性的费率调整。

　　去年年底，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曾表示，现在的缴费水平确实偏高，“五险一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40%-50%，企业觉得负担重，但是另一方面降低缴费水平又会影响养老金当期收入，“这个两难矛盾怎么解决，需要研究”。

　　近日，人社部公开提出将“适时适当下调社保费率”，并表示5项社会保险费率中，“主要是养老保险费率偏高”，其他4项社保费率之和在12%左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中国基本养老保险采取了“统账结合”模式，费率标准为企业一般缴纳职工工资的20%左右，职工个人缴纳工资的8%。其中，企业缴费进入统筹基金，实行“现收现付”，用于支付已退休一代的养老金；职工个人缴纳部分则进入个人账户，长期积累，多缴多得。

　　整体来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费率高达28%，甚至比一些老龄化更为严重的国家还要高。

　　中国政法大学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胡继晔告诉财新记者，英国、荷兰的老龄化程度“比我们严重的多”，但是它们的养老保险费率分别是25.6%、18.5%，“都比我们低”；而美国费率仅为12.4%，“奥巴马2012年签署JOBS法案，部分行业减2%，实际上只有10.4%”。

　　三大因素导致养老保险高费率

　　为什么中国的养老保险费率如此之高呢？人社部认为有3个主要原因。

　　一是基本养老保险采用了“统账结合”模式，由于需要为未来积累一部分资金，据此确定的费率“自然比只保证当期发放要高一些”；

　　二是转轨成本。上述制度建立之初，从原有体制转入社会保险体系内的老职工并未充分缴费，应对其养老负责的国企及政府也未向养老基金注入相应资金，因此，这个群体“视同缴费”期间的养老待遇，是通过现在的单位和职工缴费弥补，推高了现行的养老保险费率。

　　三是人口结构。2013年，60岁以上老人占到全部人口比重为14.9%，远远超过了10%的老龄化社会标准，35年后，这个比例将高达34.2%。快速的老龄化进程将影响养老基金长期平衡，甚至导致养老基金未来出现缺口，因此，为缓解收支矛盾，费率只能维持在较高水平。

　　下调费率不仅是调低比例

　　因此，养老费率下调不仅是调低缴纳比例这么简单，那么，费率下调要如何实现呢？

　　对此，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保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对财新记者表示，关键在于夯实费基，缴费基数一般标准是工资总额，但实际上，“征收却始终没到工资总额”，如果费基可以夯实，那么费率下调后，“收入不会减少，或许还会增加”。

　　此外，下调费率还需要补偿上世纪90年代转轨过程中“视同缴费”发放养老待遇的转轨成本，杨燕绥建议用国企红利进行补偿；胡继晔则更明确提出，可以通过划拨国有股充实养老基金。

　　针对未来养老基金缺口与费率下调的矛盾，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左学金对财新记者表示，采取3个措施，未来缺口可以控制。

　　第一，逐步延长退休年龄，目前中国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今后可逐步延长到65岁”，当然需要采取配套措施来为老年职工延迟退休提供激励，并提高企业雇佣老年职工的积极性。

　　第二，“要适当提高生育率，或者说，要让中国城乡家庭多生孩子”，国家卫计委估计中国妇女近年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6左右，一些人口研究则认为，中国妇女的实际生育率已降到1.5以下。出生率降低将直接影响劳动年龄人口相对老年人口的比率（即“潜在支持比”）。潜在支持比降低过快将对未来社会保险体制的财务可持续性产生直接冲击。

　　第三，要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入，“年轻人的收入能力增加，养老金支持能力也会增加”。

　　学者建议养老金统筹费率降至12%

　　高养老费率给企业、个人带了较大的缴费负担，导致部分群体游离于社保体系之外、甚至“退保”。目前，官方已经对下调费率达成共识，那么，费率下调的标准应该如何确定呢？

　　杨燕绥认为，应该以缴费基数、制度赡养比、领取年龄、及待遇水平四大因素形成测算模型，用科学模型确定具体的费率，而“过去我们缺乏测算、预算，基本上是以收定支，形式较为粗放”。

　　左学金认为，养老金统筹部分费率降至12%比较合适。他向财新记者解释，目前，中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职工与退休人员的比例即“体制支持”大约为3.1：1，意味着3.1个缴费职工支持一个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如果基础养老金的缴费率为12%，就可以在实现收支平衡的前提下提供37.1%的替代率（养老金占平均缴费工资的比率）；如果将支持比提高到3.3，就可以实现40%的替代率。

　　目前，我国还有超过2亿农民工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甚至有相当部分城镇职工断保。如果缴费率下降，将鼓励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更多低收入劳动者参保，就可提高基础养老金的支持比（如提高到4：1以上），那么，统筹部分就可实现40%的替代率而有结余。当然，这样做也能使更多的农民工得到养老保险。

　　针对养老金地方政府收缴的个人账户，左学金建议委托给专业化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来管理。这样可避免成百上千个地方政府运作造成的基金规模过小、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可以提高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回报率的抗风险能力。美国风险投资大约50%的资金来自私人养老金。

　　养老金个人账户费率为8%，如果通过投资回报积累，左学金认为，可以提供20%或更高的替代率，因而，社会统筹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者合计可提供60%的替代率。部分企业如果参加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或个人养老储蓄，就有可能实现80%的替代率。

　　左学金还提出，12%的“标准”缴费率对城乡非正规就业者和农民等低收入群体，可能还是偏高，因为他们没有雇主单位为他们缴纳基础养老金，全靠个人缴纳。为此，可以允许他们按标准缴费率的一定折扣（“折扣费率”）来缴费，同时他们的替代率也打同样的折扣。这们做的好处是，“基础养老金是一个平台，每一个劳动者都在这个平台上，有利于形成一个真正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下调费率仍需正视收入下降风险

　　虽然官方表态将下调社保费率，但仍无具体的时间表。对此，左学金建议尽快实施，由于养老改革中各部分内容都有内在联系，因此养老金并轨、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缴费率下调可同步推行，“同步进行是最简单的做法”。

　　可见，下调费率并非简单的缴纳比例调整，与养老体系其他改革都密切相关，而费率下调后面临的养老金收入下降的风险也需要引起重视。

　　胡继晔就认为，目前来看，费率下调“不具现实可行性”，其原因在于近几年，中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增长的速度慢于支出增长的速度，养老保险征缴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数据显示，2012年，养老基金基金收入增长为18.6%，支出增长为22.9%，2013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总收入的增长率为13.40%，总支出增长率为18.69%，后者比前者高出5.29个百分点。

　　而且，由于退休待遇是刚性的，一般不能降低，在老龄人口增加的背景下，养老金支出将不断扩大，胡继晔认为，这也是“降低费率极其困难”的原因之一。

　　由于官方已经定调社保费率下调，胡继晔进一步建议，虽然养老费率下调很困难，但一旦调整，必须统一调整，“不要试点，最好一步到位”，并推测具体实施估计在真正的全国统筹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