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的回声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编者按】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来，我们对这场战争有过多维度多向度的反思，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战争暴行有过深刻的揭露。
      透过70年的尘烟，我们想要看到的，不只是日军的残暴和抗日将士的英勇，还想看到在战争中，中国抗日将士的悲伤和欢笑。中国人民无法避免战争，但中国人民无惧战争！我们一手荷锄，种禾撒豆；一手持枪，驱赶豺狼！
      与敌人进行浴血奋战是可敬的；奋战之余，去唱歌、去恋爱、去写诗、去憧憬美好的未来、去宽待曾经的敌手，则是可爱的。
      惟其如此，才能强化中华民族不屈的抗侮意志、彰显中国人民伟大的人性光辉、映衬抗战悲壮底色后的美好人文图景。
      “70年的回声——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型采访报道即日起与读者见面，让我们一起回到70年前，以不一样的观察视角、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去发现不一样的“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许多有志之士从全国各地，潮水般拥向中国内陆的一座小城，几乎一夜间，让这个本地人口只有3000人的小城，从不为人知到万众瞩目，成为抗战圣地。短短几年时间，这座小城培育出大批抗战干部，他们走到群众当中，走上抗战前线，引领全民族走进抗战大潮里。
这座小城就是延安。
      为什么人们向往延安？为什么延安会成为抗日民主圣地？为什么延安让千万热血青年不顾艰险、不惧牺牲，心向往之、身往行之？
延安：共产党号召全民抗战
      北京东城一处四合院，几棵枣树在初夏盛开着淡绿色的花儿，树下坐着一位95岁的老人，时常仰望西北的天空出神发呆。她叫李力群，教育部离休干部，记者前去采访，说起当年到延安参加抗战的话题，她一下子来了精神。
      “‘七七’事变发生时，我在江苏徐州女子师范学校高师部上学。”李力群说，“国难当头，学生最愤慨激昂，纷纷出来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我们的学校也不例外。我二叔是中共党员，他对我说：‘抗日救国最好去延安，那儿由共产党领导，不仅号召全民抗战，而且那里人人自由平等，没有贫富等级之分。你们愿意去，我可以请我的领导朱瑞给你们写介绍信。’”
      朱瑞当时任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和组织部长。17岁的李力群拿着他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写的介绍信，不顾家人的阻止，与姚敬修、孙月华、鲍月华等4个女同学一起，坐上火车直奔西安，准备到那儿经八路军办事处再赴延安。
“我们从徐州坐火车去西安，途中常遇日军飞机轰炸，火车走走停停，到西安已是1937年10月中旬了。因路途颠簸，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我感冒发烧，林伯渠主任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要我先休息一下。一个礼拜后，我们换上八路军的棉军装，戴上八路军的标志符，就徒步奔向延安。第一天我们走了100多里路，脚上都磨出了泡，到了兵站，用热水泡脚，疼得我直哭。同学们却笑着给我唱歌，给我鼓劲加油，然后就忘了疼痛，重新上路。”
      当时在人们心中，延安作为共产党抗日指挥中心的地位，影响与日俱增。此外，许多由延安派出的红军干部，也通过自身的影响与宣传，让延安的影响逐渐深入人心的。
      抗日名将彭雪枫之子、二炮原政委彭小枫将军说，“父亲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期间，经常给游击队员们讲延安，讲党中央、毛主席，讲共产党提出的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讲得十分动情，好像延安就是神话中的天国、圣地，人人都该去那里朝圣、取经。”
      后来成为胡耀邦夫人的李昭就是听了彭雪枫的报告，选择前往延安的。
1937年到1941年期间，从西安到延安近800里的路上，搭车的、步行的都是像李力群、李昭一样的进步青年。李力群说，“大家成群结队地背着行装，唱着抗日歌曲，一路意气风发地奔赴延安。”这些情景让去延安采访的瑞士新苏黎世新闻社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感慨万分，他说，仿佛看到了另一种麦加朝觐。
      据统计，1938年末，仅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待批准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学生就有2万人之多。投奔延安的人中，有学生、工人，有海外华侨，有上海滩的女明星，有冼星海、邹韬奋、丁玲等文化名人，也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这样的爱国军人。
延安：吸引全国抗日志士
      延安本是一个偏远小城，1935年当年，本地人口仅有3000人左右，加上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达这儿时的七八千人，也只有万余人。但到了1943年，任弼时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通报，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就有4万余人。
当年中央红军长征到哪儿去，本没有明确的方向。当部队在甘肃省宕昌县的哈达铺进行休整时，意外地发现了登有阎锡山进攻陕北红军消息的国民党报纸，中央红军才知道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于是决定到陕北落脚，并选择了延安作为中共中央的办公地。
      “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民族迅速行动起来，团结一致，全面抗战。并召开了延安干部紧急动员大会，整编部队，随时准备开赴前线，投入抗日洪流。
      随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奔赴敌后战场。从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的一年时间里，八路军以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抗击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作战1600余次，歼敌5.4万多人，收复了大片国土，创建了众多抗日根据地，牵制了大量日军，使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此期间，毛泽东在延安写下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战争与战略问题》等许多军事著作，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特别是那些热血志士，纷纷从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沦陷区奔赴延安。去延安学习革命理论、学习抗战本领以报效国家，是当时许多年轻人最流行的追求。
      曾任《中国老年》杂志总编辑的纪希晨说，“我们这一代生长在革命战争岁月的人，遵循的格言就是：奋斗、牺牲、奉献，而延安这座光明的灯塔，能帮我们去照亮这些理想并实现它。”
      纪希晨是带着河南地下党负责人郭晓棠的介绍信，从洛阳经西安前往延安的。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极力阻止抗日革命青年投奔延安，沿途设了很多关卡，追捕、绑架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当年纪希晨身上只有2元法币，趴在火车顶上，避开数次盘查，后来混在撤退下来的国民党伤兵队伍里，才到达延安。
对于70多年前的经历，93岁的纪希晨仍记得，他说，“从洛阳爬上火车顶那天下着雨，为了不被大风刮走，我死死地抓住光滑的铁皮板上的一根铁杆，身体在风吹雨淋中冷得发抖。穿过一条隧道时，日军正在炮击前面的车站，火车就停了下来，车头冒出的浓烟像毒气一样填满了隧洞，呛得人头晕、呕吐，喘不过气。但心中有神圣的目的地延安，就什么也不怕。”
      当年在革命青年中流行的一段民谣是：“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去。”这也是当时青年人向往延安心情的真实写照。
      到了延安，李力群被分到陕北公学学习，李昭上的是中国女子大学，纪希晨进了中央党校学习，去延安的人必走这几条道路。
      当年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曾说，“我们的革命是在农村里面，可是农民不识字，需要提高文化水平，必须依靠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要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政治，大力发展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逐步建设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党在延安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20多所干部学校，仅抗日军政大学，就先后培养了20余万德才兼备的抗日军政人才，为抗战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延安：“知识青年”的革命熔炉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分析全国抗战开始后的新形势，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求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总目标下，实行全国军事的和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改良人民生活等。会议还规定了在敌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担负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农村减租减息，解决农民问题；在国统治区发展抗日群众运动。
延安提出的一系列主张，让许多在国统区常常因失学、失业、政治上没有出路而苦闷的知识青年看到了光明，吸引他们纷纷来到延安。而延安朝气蓬勃的景象，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有了用武之地。一进延安各个学校，两三个月就入党，三五个月就提干，并被放到各地重要岗位上，让他们肩负重任。抗战第一年，八路军就从不足3万扩至25万。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在全国已拥有40万的干部队伍，工农党员虽占多数，但各级党组织起核心骨干作用的，则是来自宝塔山下的“延安知识青年”。
      回忆那段激情岁月，纪希晨说，“学员毕业后，‘到抗战前线去！到民众中去！到困难的地方去！’成了我们唯一追求。”纪希晨记得，有的同学分到前线，分别时，全校人员都为他们举行欢送仪式，“大家唱着战歌：‘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我们没有什么牵挂，总会有点留恋。你们先走吧，我们就跟上，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同学们一边唱，一边挥手，一边流泪。”
      从陕北公学毕业，李力群先后到中组部特训班和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塞县当妇联主任，动员妇女出来参加劳动生产，办儿童识字班。后来她随丈夫高岗调到东北，参与创办了东北育才学校，并担任第一任校长，培养了许多军队和地方子弟。直至今日，她每年过生日时，学校的师生还来看望这位前辈。
      纪希晨毕业后要求下基层，到陕北的神府县任抗日青年救国会主席，并开始了漫长的新闻工作旅程。他先后任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人民日报记者部副主任。
延安：抗日坚决、政治清明
      整个抗战时期，延安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指挥中心。
      八路军115师首战平型关，即歼灭日军精锐部队1000多人；120师在雁门关伏击日军锱重部队，予敌重创；129师袭击阳明堡机场，击毁敌机24架，支援了忻口国军的防御作战。八路军在1937年8月出师华北至同年11月上旬，共进行战斗100余次，歼敌1.1万余人，收复10余座县城和广大乡村，直接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
      根据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1939年写的一份报告中统计，在抗战前两年，八路军各部主力在华北战场上阵亡的将士就有1.5万人，负伤4万多人。
      抗日战争在开始时期，全国形势紧张，妥协投降论调占了上风；台儿庄胜利后，又幻想短期取得抗战胜利。持久战还是速决战？毛泽东从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等方面，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他指出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不充足，国际形势不利，从而得出：“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这一结论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日的信心。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等在8年抗战中，共毙伤日军52万多人，解放了9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解放了9500万受奴役的民众。
      据朱鸿召的研究，抗战爆发后青年人的时尚就是到陕北去，到延安去。他说，“那时的人们主要是一种信仰，不是为了物质、为了钱，是以精神追求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延安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提出抗日持久战主张，实行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以此寻求中国社会善治之道。这是我党赢得民心，实现政府蔼然、贤达信然、百姓欣然，走出延安，赢得天下的主要原因。”
      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不再对八路军发放军饷，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军民生活十分困难。一次，毛泽东了解到征粮任务太重，就听从了西北局的建议，把救国公粮从20万担减到16万担，而对4万担缺口则号召军、民、党政干部上山开荒种地，实行自力更生。
      延安时期，毛泽东坚决要求惩处犯有杀人罪的黄克功，要求对党员与红军，要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随即，黄克功被延安高等军事法院公审后执行枪决。
      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边区工作人员贪污500元以上就处以死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清除了一些腐败分子，使延安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廉洁的政治风貌。
      尽管延安的物质生活匮乏，生活艰苦，但人们不怕牺牲，政治上人人平等，上下级关系没隔阂，使广大人民更坚定了拥护与支持共产党的决心。
      这就是延安，吸引着无数热血青年和抗日志士，一起发出响亮的呼喊：到延安去！到延安去！